两年前，一次交流项目使我来到中国南部某城市并在那里短暂地生活。我关注了在这个物质文明到达一定程度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里，人的生存状况的一些特点。这是个移民的城市。这里的公司白领和为数更多企业基层员工来自两湖两广及其他内地城镇与乡村。如果问起他们来做什么，98%的人会说，自己来打工（而不是工作）。清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他们的面部表情焦急而张惶。他们忙碌，要生存下来，要发财，自己当老板，抑或衣锦还乡。老板和打工仔是这个城市中两个最基本的相对群体。丛林竞争的挤压下，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谈及理想、价值观、爱情等词语。“只要有了钱什么都会有的”。一个学哲学的朋友说，在这里，物质的对立面不是精神，物质的对立面是贫穷。
人们用物质补偿自己，这是一座保持着积极购买欲的城市。商厦如同水晶宫般的梦幻世界，商品潮水般涌来。每当黑夜来临，城市里充斥着能满足人类各种感观各种欲望的各种形式的消费品，包括一夜的爱情，谁都知道爱情在这里也是一种消费品，而且，很多，不贵。
步入中产阶级的一族，市场经济中新崛起的成功者已在这个城市里占有豪华的居所。但这些年，许多中青年人才却陆陆续续离开这里，他们中间有优秀的经理人、电脑工程师、教师、广告人、设计师、传媒业者。一种源自于生命激情的创造力正从身上消失，这令他们深恐。心灵不断磨损，无法得到修复。他的表情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一种飘泊者特有的倦怠感。
世界变得越来越繁华，当物质文明进步，是不是真的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呢？社会是否让人生活得越来越好呢？人们到底获得了些什么呢，他们的心灵有没有得到归依，他们的人性有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年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文化精神呈现出如此突兀的转折。市场商业制度在发挥其优越性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人对财富的疯狂追逐，在很多城市和地区造成了庸俗和畸形交织的商业繁荣，权利与金钱的双重结合和权威化让人担心。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程序交迭和因素混乱的现实氛围里，金钱规则运行和演衍，对当下人们的价值实践和精神走向施加着特定而强烈的导向性和制约性，从而给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异与归趋制造着巨大的迫力。
"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货币哲学的代表人物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e Simmel，1858—1918）如是说。
西美尔关注的不仅是一种社会性问题，而是精神内在性问题：货币从一种纯粹手段和前提条件成为最终目的，对于人类的自我理解究竟有什么意义。由此，西美尔看到了更为根本的现代性痼疾——在个人灵魂的最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虚无感。
货币古已有之，现代经济生活却使得它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西美尔，其深远意义首先在于：货币成了个人生命中"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过去，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比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钱这样的人生目标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换言之，前现代的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不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就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所以，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说法绝非比喻。
货币成了上帝，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在西美尔看来，现代的货币体制是绝对理智的、逻辑的、运算的，以货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推崇并强化的心理能量是理智和算计，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而不是传统社会所推重的血统、情感和意愿。
现代人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calculative）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质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字系统。我们时代的这种心理特点与古代更加易于冲动的、不顾一切的、更受情绪影响的性格针锋相对，在我看来它与货币经济又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他们简化成量的价值的行为。货币估算的闯入，教导人们对每一种价值锱铢必较，从而迫使一种更高的精确性和界限的明确性进入生活内容，虽然它们对生活方式的高尚风格的形成并无补益。
当金钱成为一种强大的尺度，就开始了"一种夷平过程"：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这恰恰是金钱的作用。金钱成了概括一切值得追求的目标的通用语，"它就象神话中有魔力的钥匙，一个人只要得到了它，就能获得生活的所有快乐"。西美尔敏锐地看出，“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感性、情感、直觉、个性、人格色彩、独创精神以及心灵深处那些幽微奇妙的震颤悸动，正被从一个强大而又严密的货币体制中釜底抽薪。“现代货币制度下，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西美尔充满忧伤的叹息穿过百年历史，抚过西方八十年代“迷惘的一代”街头宿醉的身影，抚过今日的中国大地。
生命是如此的幸运与不幸。对于出生于七十年代中国，并开始主倨社会经济生活舞台的“中产”或“白领”的群体。他们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时间无法淡去八十年代浓郁的人文精神在他们心中铭刻的痕迹；他们为经济理性规则所驱策，又深感理性的过度扩张导致了人类终极关怀的逐渐失落。当我们走进他们，会发现他们的生存方式远非像他们的外表那样华彩照人。他们以出售生命和智力的片断而获得较高收入，但很难说在精神上比蓝领赢得更多。他们在证实自己对商业价值的同时，却又无意被都市红尘中的个体漂泊感刺痛。他们提升了生活的质量，但面对提升生命的意义却仍然张惶无力。
而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人们的情感却走向了虚无。功利主义把人的生活物质化、生物化，剥夺人的创造精神和思想自由，要人安于本能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受生存竞争法则的支配，丧失了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一切轻易的获得，又轻易的失去。没有一种普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人类的基本美德变成了一种奢侈，人们开始在利益与信仰的天平上重新确立自己的标准。当人们意识到身处社会无力从事任何活动影响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之时，他就会逐渐放弃的责任、情感、思想，并通过放纵自我证明"我还活着，我还存在"的存在证据。
文明的进步甚至无助于个人去占有实在，心灵与世界没有结成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无法找到栖居的人们，沦为行走在金钱之桥上的无家可归的人。
对于精神的平庸，和精神与现实彻底分离的物质生活，克莱夫·贝尔严厉地批评说，“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连体面都顾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豪华富丽、宏伟壮观的东西有的是，但人们对生活的富足和舒适从未用心”。在我们人类生活中进行着的一种运动所提供的希望，远远超出了任何单纯物质繁荣的全部价值。
我们惊讶于那一代人曾如此地丰富和深化生活。这是人尊重精神生活的价值与理想的结果。
每每在这个世界边缘听到拯救的歌唱。那该是在“货币体制外求生存的诗人”，还有，从货币网罗中突围的民心。那些叹息一样的歌者啊！他们在所朝拜的国度里是否找到了心灵的慰籍？这一旅程注定的孤独和脆弱，是否消解着跋涉的勇气？那一次次的跳起与沉沦，只是鱼跃，而非现实世界强大的潮汐。
他们见证这肉体的喧响，盖过幽微的叹息。
在这奔跑着的世界上，
幸福和目的始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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